再说Kindle

Amazon最近在Kindle上的动作不断,先是出了Kindle的PC版,这样Kindle书目前就在PC, IPhone和Kindle上都可以看了,而且能够自动同步。紧接着,Amazon又发布了Kindle 2的新升级包2.3。以前多个版本的升级无非是修正一些bug,这次却不同,2.3中包含了内建支持PDF和横屏这两个新功能。Amazon竟然愿意将Kindle DX的核心功能引入到Kindle 2上,可见电子书市场竞争的激烈了。

前天在旧金山转机的时候,才有机会尝试了Kindle 2的无线网络功能。具有无线网络的Kindle确实可算是一个随身书店,浏览和购买电子书都及其方便,而且浏览一些网站,比如Wikipedia和CNN移动版,感觉都不错,黑白的屏幕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将互联网带近了前DOS时代,很有点时空错乱的感觉。我之前在电脑上浏览Amazon上的电子书时,下载了许多感兴趣的书的样章,可是由于之前没有无线网络,那些样章并不能真正下载到Kindle上。这次当我连接上无线网络时,那些样章就被自动发送到我的Kindle上了。Amazon的样章通常是书的序言部分和第一章,这两部分对于大致了解一本书已经足够了,而且大部分的英文书第一章都比其它的章节更精彩。因此我决定了,在离开美国之前,要多下载一些样章到Kindle上。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试读:二十海里四十年

转载自:http://www.zaobao.com/fk/fk090828_015.shtml

  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我也来不及告诉你…………

  事实上,阿彩走这二十海里回家的路,花了整整四十年。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8月底推出15万字新书《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新书专属网站如此介绍: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车站、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从1949年开始,带着不同伤痛的一群人,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生活了60年。60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停下脚步,问问对方,你痛在什么地方?是时候了,在历史的这一页即将永远地翻过之前,我们还来得及为他们做些什么?

  ”……行脚香港、长春、南京、沈阳、马祖、台东、屏东……从父母亲的1949年出发,看民族的流亡迁徙,看上一代的生死离散,倾听战后的幸存者、乡下的老人家。

  ”龙应台说:’我再怎么写,都不能给他们万分之一的温情与正义’。藉由文学的温热,龙应台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地、认真地重新梳理60年前的这段历史,看见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

  《文艺城》征得作者同意,预先选刊其中一个章节《二十海里四十年》。

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我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

  譬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1949年新中国创立以后,有很多很多十七八岁的马来亚年轻人──很多高中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不愿意在马来亚为英国人服兵役,成群地”离家出走”,投奔了中国。

  60年后,我在吉隆坡见到他们的老师们。说起这些学生,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有无限的心疼。在1949年以后持续数十年不曾断过的政治狂暴里,这些大孩子们头上插着”华侨”的标签,死的死,关的关,受尽摧残。有办法逃走的,很多历尽艰辛辗转到了香港。马来西亚在1957年独立建国,这些当年为了爱另一个”国”而出走的人,变成没有公民身份的人,无法回家。

  在繁华的香港街头,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排队领综援救济的老人,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老人,那个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走路,然后挑了一张长椅上缓缓坐下的老人……

  他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你经过他谦卑的身影,绝对猜不到他18岁时曾经做过怎样的抉择,命运又怎样对待了他。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1949年两岸割离之后,台湾人的故事并不全然是马祖人、金门人和乌坵人的故事,虽然马祖、金门、乌坵,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马祖、金门、乌坵,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岛屿,干脆地说,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离大陆很近,离台湾很远!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念,那么这样说吧,马祖在福州对面,金门在厦门对面,而乌坵,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洲岛,妈祖的家乡。金、马和乌坵人与对岸大陆居民的关系,就如同香港和九龙,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亲,中间的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了,50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安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1949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3个男人上船打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有一天──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1903年出生的。”

那么1949年,她已经46岁。今年,她106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96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安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料。爱治的那一张,就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到这个安养院的时间,是1954年,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滞留了55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1948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60年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君之代》。对她而言,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1951年,13岁的阿彩跟着家人一共5艘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机帆船包围,5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

你说,啊,”反共救国军”是什么?就是1949年的内战混乱中,国共一路打到闽浙沿海,然后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来了:有志气的游击队、失散了的正规军、不服输的情报员、无处可去的流氓、铤而走险的海盗,在反共的大旗下,以这些沿海岛屿为根据地,组成了游击队,突袭对岸。

在收编为正规的”反共救国军”之前,这些游击队没有薪饷,所有的补给必须靠陆上突袭和海上抢劫。”什么都抢,外国的也抢。”林文彩说。

一艘英国货轮经过台湾海峡,游击队劫船,就像电影里的海盗镜头一样,机帆船偷偷靠近,矫健的队员攀爬上甲板,潜入船长室,手枪对着船长的太阳穴,这条船就被劫持了。货轮开到马祖,卸下所有的货物后,放行。

“很多吃的东西,船上还有很多架飞力浦牌的脚踏车。”

林文彩不好意思说的是,抢了那一票以后,很多金门的部队都分配到一辆崭新的脚踏车!

  阿彩家族5艘船上的人被分类处置:太老的,给一条船送回去。年轻力壮的,押到金门马上当兵。太小的,譬如林文彩,就留在乌坵,当游击队。

  游击队里官比兵多。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任命为大、中、小队长——反正,你能到对岸抓多少”兵”,你就是多大的”官”。

  ”13岁就被抓来啦?”

  ”对,”林文彩说,”到乌坵,连个遮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吃的也不够,每天都很饿,又想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后,”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转身,就到对岸去抓别的小孩呢?”

  ”那当然。”他说。

  ”可是,”我一边设想那状况,一边问,”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你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和邻居的小孩?”

  ”对啊,”73岁的阿彩直率地看着我,”吃谁的饭,就当谁的兵嘛。你13岁你能怎样!”

  游击队经常突袭。有时候,因为需要医疗,会把对岸村子里整个诊所抢回来,除了药品和设备之外,医师和护士,一并带回。

阿彩的游击队在突袭对岸的时候,也正是几千个年轻人从香港被送到塞班岛去接受空投训练的时候。美国中情局在马祖建了据点之后,游击队成为正式的反共救国军,由美国支援。1955年,这些游击队开始有了正式的编制,有了薪饷,停止了海盗掠夺。

  在上千次的突袭中,牺牲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反共救国军特别勇敢。有一次,105个人出去,”林文彩回忆说,”死105个人。”

  当年穿个短裤,腰间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难的反共救国军,在时光的流转中,大多已凋零,还在的,也都步履蹒跚了。10几年来,老人家们一直在陈情、上诉,他们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也罢了,我们只要求国家依照规定偿还从1949到1955年之间欠我们的薪饷。

  这是一笔1949的债,没有人理会,因为人们多半不知道他们的历史,不了解,就不在乎。

  林文彩在13岁那年被绑到乌坵变成游击队以后,第一次回家,已经是1989年。父亲被斗死,兄弟已亡故,剩下一个老妈妈,见到阿彩,哭倒在地上。

  那20海里外的湄洲岛,天气好的时候,肉眼看得到。但是林文彩1989年,从乌坵要回到湄洲,不是个简单的旅程。

  首先,他必须搭船到高雄;船,一个月才有一班。

  从高雄,他搭火车到桃园机场。火车行程,大概4小时。

  从桃园机场,他飞到香港。

  从香港机场,他飞往福州。

到了福州以后,他叫了车,开两个多小时,到莆田。从莆田到湄洲岛,他还要走陆路和水路,再加两个小时。

  每一个转站都需要等候的时间,换算下来,大概是24个小时。林文彩如果从乌坵直接跳上舢舨噗突噗突开到湄洲,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他这么做,是要触犯国家安全法的。如果运气不好他没赶上乌坵到高雄的船,他需要花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再加24小时。

  这么算也不对,事实上,阿彩走这20海里回家的路,花了整整40年。

     乌坵,到2009年的今天,还是台湾的"前线"。每10天,才有一班船。在台湾海峡的汹涌大浪中,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地面上,举目所及,尽是碉堡,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粉红金紫的夕阳从大陆那边下沉,可以看见对岸的渔船点点,在黄昏的海面凄迷如画。但是,不要被那美丽所骗。这一边,所有的大炮都对着渔船的方向。对面的海岸线,有上千枚的飞弹,对准这边。

  因为是战地,乌坵没有灯火。夜来临的时候,满天星斗如醉。在彻底无光的荒野上行走,你的眼睛,反而很快就清澈了,看见山色朦胧、海水如镜。

  但是我没走多远就被追了回来;照顾我的士兵担心,黑夜中站哨的卫兵跟我要”口令”,答不出来时,后果严重。

朱学勤:带一本书,从美国到巴黎

转载: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4-09/03/content_5651732.htm

林达写过三本有关美国的书:《历史深处的忧患》、《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个梦想》。这些书深入浅出,不是专业著作,却比专业著作更能帮助中国读者了解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制度。我把这三本书列为研究生入学以后的首选书目。现在林达推出了第四本:《带一本书去巴黎》。她以一个经历过美国生活磨炼的中国人眼光看法国,看出了很多门道。我恰好这个学期开设一门新课,牵涉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对比,于是再把这本书列为这门课的参考书目。我看重这些书的根本原因,在于我接触了不少赴美留学的同代人,多数让我失望,只有林达选择的这条写作道路令我惊异,由惊异而生敬佩。

我与林达五年前偶然相识。我见过他们夫妇生活的美国农家环境,实地体验过他们的生活。林达回过一次上海,我请她来学校与我的几个研究生见过一面。她只要求与学生随便聊聊,不要有一本正经的学术礼仪,她受不了这个。

林达初去美国,即打定主意,离华人而行,扎到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到远离城市的农业地区,第二次插队落户。我到那里的时候,曾惊讶他们的生活勇气:南方农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是一个百年前的老屋。没有院墙,却有一个将近五十亩的老树林。我羡慕他们有那么好的树林,可惜华人、留学生集中在大城市,都不愿意屈尊居住这样带树林的老屋,尽管这里的房价只相当于城市里的十分之一。我在那个树林里散步,能看到野鹿出没,也能看到北美小狼的踪迹。听林达说,在他们放洗衣机的那个陈年小谷仓,有一次把手伸进洗衣机,还碰到过一个冰凉的身体在蠕动,估计是响尾蛇。离他们最近的邻居也在好几里路之外,而且没有一个华人,却有像汤姆叔叔那样的黑人,还有六十年代参加过K的美国农民。就是这些邻居告诉他们的美国往事,使他们突破了聚居城市的留学生们的狭隘眼界,也发现了教科书里天天在教导人的荒谬成见。他们最早萌发冲动,以书信体写作那三本有关美国历史和现实的书,就是这样开始的。

林达原来的专业就与艺术相关,能写,也能画。前三本书里没有插图,此次《带一本书去巴黎》,第一次出现她自己手绘的插图——巴黎市景和建筑,也很耐看。她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半年劳作,半年写作。她的劳作并不是我们在美国经常见到那种艺术家在地铁车站给人画肖像或卖画,而是彻底的体力劳动与自食其力。她开着一辆运货车,外形有点像中国常见的依维柯,里面装满各种小艺术品,走府过县,赶集出售,多与美国的乡下人打交道。有时候长途跋涉,要越过好几个州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圣诞来临,有两个小贩从南方开车来波士顿看望。他们为小贩二字笑弯了腰,却喜欢这样的称呼,觉得很贴近劳动人民身份,他们害怕被看成是专业学者、专业作家或艺术家。夏天我去南方,也曾经跟车到一个地图上查不到地名的小地方,过一次。车停稳,先搬出众多木板搭制简易货架,将待售的艺术品一一摆上;天一黑则把这些货架还原为长短不一的木板,收回车内。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他们笑话我是中国干部参加美国劳动。赶集的日子从五月到十一月,天冷叶子一落,数一数半年挣的辛苦钱够一年食用,他们也就安心收工不干。从秋天到冬天,他们是回到老屋,砍一点自家林子里的劈柴,点炉子生火,在火炉边阅读、画画,写作我有一个梦想或者带一本书去巴黎

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有一点波西米亚气息。和所有去美国的华人一样,他们当然也有美国梦。这个很简单,只是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写作。他们没有精神负担,一定要挣出一个脸面带给中国老家看,也因为生活在底层,比那些挤在城市里的留学生更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美国社会。他们只是见所见而写,闻所闻而写,随兴而起,随兴而止。只是一个低调、平实的眼见为实,民间而自由地写作,倒反而写得好,写出了一个真实的美国。

我在那里的时候,不免与那些在美国校园里跟随美国教授突然拔高音调的留学生辩论,也有过与从前的落难挚友后来成美国老板的成功人士意见不合,拂袖而去。但是到了南方,到了那个乡间小屋,在那个老树林里走一走,就算见到北美小狼的脚印,心态却反而平静,用他们的话来说,改正了我的中国病:刚忿。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小屋了,却怀念他们那种清贫而丰富的生活。我因此而要求学生要重视这些并不是用来评教职,而是在自家火炉边用自家劈柴取暖而写成的通俗读物。这样的书,在知识界很难出现。我甚至认为,在南方农舍,比在哈佛的日子能教给我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书,更重要的是怎么写作。健康的书籍来自健康的写作,而健康的写作只来自健康的生活。

附:文化家园笔记之七:心在路上——小记丁林

作者:古尔浪洼

1

丁林和林达的文章都爱读,前者的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后者的书在读者中颇富盛名。但近日我却突然读出一团迷雾来。这迷雾不是因为两人的文章,而是这两人的关系。当初以为丁林和林达没有关系,后来发现不是,好像丁林就是林达,再后来,有朋友告诉我,丁林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林达夫妻两位一体的笔名。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阅读感受。

林达出版过的书,我见过三本:《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也有一个梦想
》《总统是靠不住的》。前三部书被称为近距离看美国三部曲,在读者群中影响巨大,其对美国社会、民主、制度的描写和阐述,深入浅出,耐人咀嚼。后来据说还出过一本叫《带一本书去巴黎》的文集,这本书出版较晚,较前三本书影响力要小的多。

作者很低调,书没有前言,没有序,没有跋,突然就开始了,而后突然就结束了。这种出书的方法,要读者选中和喜欢,就只能完全靠文字的功力了。但也正是作者的这种过分低调,引发了我的好奇,所以吃过了鸡蛋想看鸡的我,便到处找起作者的介绍来。结果找来找去,一无所获。后来,还是在朱学勤先生的文章中找到蛛丝马迹。在《从五月花哈佛》中,朱先生有这么一段文字:

圣诞节到了,我的南方朋友从佐治亚 —— 即中国人很熟悉的小说《飘》的家乡,长驱三千英里,开车两天来看我。而他们夫妇写的两本介绍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书,那一年在中国也上了热点图书排行榜,《历史深处的忧患 —— 近距离看美国》和《总统是靠不住的》,已经为中国读书界熟悉。那两本书写得好,与他们的生活状态有关,抵美多年,他们以小贩为生,在草根层摸爬滚打,一点没有在美留学生阶层的那些坏毛病。夫妻俩遥闻哈佛大名,却总是自认为是南方的乡巴佬,轻易不敢来,这次乘着我在那里,就到哈佛来探头探脑了。因此,我戏称这一年的圣诞是两个小贩到哈佛,而他们对我的报复,则是带给我一本《总统是靠不住的》,扉页赠言居然如此回敬:” 1997 年圣诞:哈佛不读书纪念 ! “他们开车载着我东跑西颠,走了很多我平时因没车而到不了的地方。那一个礼拜,我果然读不成书了,这一对小贩夫妇开心得哈哈大笑。

这一对夫妇,就是林达夫妇。不过,从朱先生的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情况来看,林达夫妇竟然是一对小贩,这与我当初的想像大相径庭。我认为,这两位至少也是个学者,在某个著名的大学里当教授,或者做访问学者。但结果竟这样出乎我的意料。这多多少少在我的心理上形成了一个落差。不过我同时也对这对小贩夫妇存疑。若真是小贩,他们怎么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和闲情来写东西呢?可能是朱先生对林达夫妇太熟悉了,所以才有此戏称吧?!

后来继续寻找,在朱学勤先生的的著作《书斋里的革命》里一篇叫《小概率事件》文章中,再次看到了他对林达夫妇的描写,这次写的稍微清晰明白些:

我到了美国,去了南方,在佐治亚州一个偏僻农舍里,与写作《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个梦想》的林达夫妇畅谈了三天。

看起来这回没错了,竟而是在偏僻农舍里见到林达夫妇。看来不是小贩,也是农民了。

再找。我终于又在朱先生的《带一本书——从美国到巴黎》中,读到了关于林达的比较完整一点的叙述,其中肯定性地说明了,林达夫妇确实是一对小贩,他们就住在美国的乡下比较偏僻的地方,挣扎在美国生活的最底层,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半年劳作,半年写作。其中,朱先生对林达夫妇贩卖生活还有一段比较细致的描写:

车停稳,先搬出众多木板搭制简易货架,将待售的艺术品一一摆上;天一黑则把这些货架还原为长短不一的木板,收回车内。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他们笑话我是中国干部参加美国劳动。赶集的日子从五月到十一月,天冷叶子一落,数一数半年挣的辛苦钱够一年食用,他们也就安心收工不干。从秋天到冬天,他们是回到老屋,砍一点自家林子里的劈柴,点炉子生火,在火炉边阅读、画画,写作我有一个梦想或者带一本书去巴黎

待确认清楚丁林夫妇确实是一对小贩之后,相反,我却没有失望,反而有一种羡慕和欣慰。半年劳作,半年写作,这是多么好的一种心态,也是令我对当初产生那样的想法感觉到惭愧。这种只是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写作的简单生活方式,其实比那些追逐名利的学者们的生活方式更令人崇敬。见所见而写,闻所闻而写,随兴而起,随兴而止。这种低调、平民的写作方式,也许更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人格力量和追求,他们那种清贫而丰富的生活,其实更加令人相往。

2

我认为我的追寻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不料不独我吃过鸡蛋之后对下蛋的鸡感兴趣,其他的读者们也有类似的爱好。

今年年初,在关天,有位网友写了篇帖子,进行林达探秘。这位网友这么一招呼呼,一下子点燃了藏在大家心中的激情,呼啦啦,上来一大帮,各抒己见,各供材料。但可惜,各位读者对于林达夫妇的了解,也就仅止于我所了解的水平,再多,似乎也没有了。

不料,山穷水复疑无路之际,却突然柳暗花明起来了。这所谓的柳暗花明就是:竟然因为这帖,引出了在关天潜水的林达夫妇。更让人们惊喜的是,他们非常难得的,在这里做了一翻自我交待,约略追述了自己的过去,还谈到了他们的现状。我读到之后,倍感欣喜。却不料,喜之过早,后来林达夫妇却要求版主删去了他们的那段自我交待。后经过百般努力,我终于获得了他们当初贴的那段文字,录在下面,供当初未能得见的网友一饱眼福:

诸位,别猜了,我坦白交代了吧。

我们夫妇俩,叫丁林也罢,叫林达也罢,都不过是为了发表一些话非要一个名字不可时,起的一个名字。男的原来姓丁,女的名字里有一个林。通常都是女的写头一稿,所以仔细的人看得出有女性的痕迹。之所以不怎么,实在是没什么可的。读者诸君读了,觉得有道理,对那些故事留一个印象,我们就满足了;觉得没道理,骂一声,也没什么不可。

我们俩是中学同学,朱学勤先生文中提到的刘海生老师就是我们上海复兴中学的老师。

我们俩在黑龙江小兴安岭插过队,干农活,还放过马。后来回上海,男的是街道工人,女的干过几年建筑队木匠。文革结束进大学,学的都是工科。女的毕业后又考了研究生,师从陈从周先生。后来我们两人都在大学里工作,但不久就都辞职了。那是大概198788年的事情。此后就都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当然,有点书本和技术底子,活儿比一般小工要轻得多,但是和工人们一起住工棚,却是当然的事。这样直到91年偶然的机会出国,机缘还是打工。

出国后,干的活在农业、仓库、建筑、运输等等的边缘,就是说,在老板手下你该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也上过一点课,很杂。读书,也很杂。小贩一说,还真是准确的说法。在各地小镇的地方节庆上,摆一个,卖小玩意儿,比如自己做的小东西,工艺品之类。相当于赶庙会。如此谋生不易,所以我们俩还得有一人维持一份固定的job,每天上班。如此谋生的好处是,走遍了南方的小镇,习惯了黑白红黄乡下人。

最怕的是,编辑在我们的名字旁注:学者。非得是学者才有credit吗?不是学者能不能有常识?我们早不是什么学者。我们俩手上都是有茧子的。

最近我们俩在忙于自己动手盖房子,改善居住条件。DIY在这儿非常普遍。杰米·卡特总统是我们州的人,他老先生就喜欢空下来做做木工活的。我们觉得这挺好,你说呢?

记得曾经读到过何清涟一篇文章,说人生宛如在路上行走,但各自在路上的境界却不一样。大多数人是身在路上,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所累,最后都难逃恺撒之悲;少部分人是心在路上,他们为心灵的自由而生活,在追求心灵自由的过程中,赋予人类文明以尊严与崇高,为人们留下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丁林,就是那类为人们留下精神财富的人。

祝福丁林,希望他们在DIY的日子里,过的富足快乐!也许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

三本书记

昨天PageOne打电话来,通知我《改革历程》已经到货了。5月底的时候,我有一天从PageOne经过,被杂志架上的一本《亚洲周刊》吸引,于是随手翻了翻。正是那个特殊的日子前夕,《亚洲周刊》作了一个专题,其中有几篇就是节选的《改革历程》的部分内容。我一时好奇,就在书店里转了转,没看到这本书,于是向店员询问,才知道原来中文版要到5月30号才在香港发行,不确定什么时候才能在新加坡上架。热情的店员让我留下联系方式,等书到了好通知我。于是就有了昨天这通电话。我想正好,反正我要去Vivo City的gv看变形金刚,免不了要逛逛PageOne,顺便把书取了就是了。

Vivo City里的gv与PageOne是隔壁,每次我去看电影,等电影开场的时间就会在PageOne里闲逛,看见什么想看的书也会随手买一本。新加坡的书店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版本的书基本都可以买到,从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小说、成功学,到微软出版社的大部头电脑书,从台湾各个出版公司的繁体书,到国内出版社的简体书,基本上都可以找的到。这一点我始终不太明白,新加坡也是一个独裁国家,却似乎感受不到什么对出版、言论的控制,但是也没见出什么乱子,也许是我对新加坡的政治生态知之甚少吧。为了不乱买书,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就是尽量只买在国内买不到的书。比如我很少买国内出版社出的书,因为大部分都在国内买的到,价格还比新加坡便宜许多。

昨天去PageOne拿了书,免不了又顺便逛了逛。PageOne这段期间正在搞中文书买二赠一的活动,无论繁体简体,三本中文书中定价最低的那本将被免费赠送。

我在翻看章诒和的《云山几盘,江流几湾》的时候,看到其中有一篇是她为胡发云的《如焉》做的序。实际上并非真的书序,因为那本书的第一版并没有序言,章是看了小说后专门写的推荐文章,可惜那小说无缘将此文放在第二版作序,因为它被禁了。知道胡发云也才是不久前的事。我在国内从不看《小说月报》一类的杂志,因此不知道胡发云的存在。不看这类杂志可能是十几岁时对它们产生了偏见。我依然记得,上初中的我在院子的图书室里看《小说月报》或者《收获》时,看到一篇小说讲一个土匪头子抢了一个地主家小姐的故事,它说,每个女人都是一本书,他一层层地脱去女人的衣服,仿佛一页页地翻开一本书……。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对那时年少纯情的我的一次启蒙,但或许改变了我对这类杂志的认识,也许从此潜意识里我便将它们归入了低俗的一类?我不得而知。

知道胡发云是因为看了他的《隐匿者》。这是一本中短篇小说的合集,收录了胡发云的几篇代表作,比如《隐匿者》,《老海失踪》,《驼子要当红军》等。这些文章都反映了中国社会当前的,或是某一时期的现实,很能发人深省。我一直以为中国的作家都早已不写这类文章了,老一辈的都已去发古之幽情了,新一辈的在玩穿越,没想到还有胡发云的存在。昨天本没有特定目标的,看了章诒和的文章,就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如焉》,果然在胡姓作家的架子上找到一本,像是唯一的一本,说不定还做过样书。

拿着两本书,想想既然是买二赠一,就再挑一本好了,于是又选了章诒和的《伶人往事》。章的书,我只看过《往事》,还是电子版的,因为那时这本书已经被禁了。章的文字有些唠叨,她在写那些人的际遇的同时,似乎也在抱怨自己的遭遇,让人对书中人物生出同情的同时,也能顺便同情她一下。选这本《伶人往事》,是因为书中写了许多老一辈戏曲界的角,我很感兴趣,章自己也说戏曲研究是她的专业,想必写自己的专业能够出彩的。

结帐的时候,《如焉》最便宜,被作为赠品赠送了。普遍来说,简体书一般都比英文书或繁体书便宜,我想主要是定价的关系,比如《如焉》定价25块人民币,而《伶人往事》定价却是360新台币,相当于90块人民币。难怪余秋雨只肯捐书了,定价低,版税低,如果再卖不掉,不拿来捐还能拿来干嘛呢?

村上谈了些什么

有一阵子,我坚持天天跑步,每天晚上回来都跑去交大的操场上跑几圈。那时跑步的动力和村上春树在他的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描述的一样,因为生活方式不健康,需要找一种手段来保持身体的健康。我不是小说家,没有村上的那些小说家的问题,比如抽烟。实际上,我不抽烟也很少喝酒,但是技术支持的工作也是一坐一整天,忙起来的时候连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压力也很大,老板每天盯着你的数据看,就感觉有狼在后面追着一样,生怕松一口气就会万劫不复了。而我本身的体质也是那种稍不留意就会胖的类型,需要通过锻炼才能勉励维持体重。诚如村上所言,可以选择的运动方式并不多,只有跑步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后来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变化,这跑步的习惯就没能坚持了。

正因为以前也跑了差不多一年的光景,对于村上在《当》这本书中写的关于跑步的事情,我多少有那么一些共鸣。我同意一种评论说的,村上谈的跑步的事情有些魅惑。当他谈他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跑步和比赛的经历时,会让人产生一种心向往之的感觉,似乎跑步甚至铁人三项赛是那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不去试试实乃人生一大遗憾似的。虽然村上开宗明义地说,他并不想通过这本书来号召大家都去跑步,但是看看豆瓣上的评论就知道,已经有人因为这本书而开始跑了。然而跑步远不是那种对所有人都美好的事情,尤其是当你跑得两腿渐软腰渐痠的时候,心里说不定会赌咒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要跑步了。套用一句老话来说,一个人跑一天步不难,难的是天天跑步。如何能够坚持,这是一个问题。村上的答案很简单,因为他喜欢跑步,仅此而已。

也恰巧是在买了这本书的前后,我又重新开始跑步了。并不完全是因为这本书,还是因为需要坚持锻炼身体。我并没有野心想要去参加全程马拉松或是铁人三项赛,但是我希望这次能够坚持跑下去。

所有的悬疑剧,都是一样的

一个被野心家追逐的惊天秘密,了解秘密的人都神秘地消失了。那个与秘密本没有关系,却不幸被卷入其中的无辜的主角,本是个不足道的小角色,却在偶然间掌握了破解秘密的关键。在得到了红颜知己的帮助,并与之一同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探索秘密的冒险之后,最终成功化解了阴谋,并赢得美人归。是的,如果你想写一部悬疑小说,这些可能就是你需要的全部要素。至少,《达芬奇密码》是这样,这本《Final Theory》也是这样。

回想当初在看《达芬奇密码》的时候,我确实被它的那个秘密和那紧张刺激的情节所吸引,几乎是一口气将小说读完了。当时我自己也很惊讶,很少有小说能如此吸引我,即使当年上中学时读金庸的武侠,也没有到如此的程度。可是后来读丹・布朗的另一本《骗局》时,就完全没有了这种感觉,因为这本书的结构要素与《达芬奇密码》一样,基本上看了开头,就能猜出结尾。

 基本上《Final Theory》也是如此,看了开头就能猜出结尾。一个将死之人将一个解密的关键告诉给了主角,于是主角踏上了与野心家和政府斗智斗勇的征途。当然,这其间他需要一位足智多谋的异性的帮助,凭着不错的RP和狗屎运,最终逢凶化吉转危为安。虽然故事结构老套,但是内容还是有些许新意的,比如作为秘密的那个爱因斯坦的终极理论,就让我又翻了翻《量子物理史话》。

当Simon通过David在Google上的搜索记录追寻到他的踪迹时,你是否也怀疑自己在网络上的一举一动也被一一记录了呢?我是深深的怀疑的。 

狗屁真相

今天在讨论贵州事件的真相时,我忽然就想起了这本书和它所着墨于的水门事件。

当水门事件刚一曝光的时候,尼克松和他的班底们就开始了他们的“掩盖”行动,企图在美国人民面前掩盖真相,将这一事件的影响消灭于萌芽之中。可是,美国人民有太多管道可以发掘和了解真相,在美国的分权与制衡制度和宪法精神之下,他们只要翻翻报纸看看电视,自会有人将事情调查的一清二楚,将真相摆在他们面前,即使被调查者贵为总统,也无法掩盖任何东西。在国会,法院,独立检察官和新闻媒体多重夹击下,尼克松非但没能成功地掩盖真相,反而越陷越深,最终导致了美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但是无论尼克松多么相信他手中的权力,他最终还是承认了宪法高于总统,他“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此时的尼克松心中一定抱怨过,自己怎么不是在中国。

尼克松要是在中国,小小的水门事件还用得着花那么功夫费那么多神去掩盖?随便找个什么借口不就趟过去了?就说那几个小毛贼晚上没事去民主党总部做俯卧撑了。小老百姓爱信不信,反正他们除了政府这个管道,没别的地方了解真相去,政府说的还不算真相?媒体?让余秋雨王兆山他们写,哪个媒体乱写封哪个。网站?都给我关键词过滤+删帖,有点意思的都删了,不听话就让你们的风险投资只剩下风险,投资全打水漂。国外的媒体和网站?那都是别有用心的,找一堆愤青骂死他们。人民上街示威游行?不明真相的群众受了一小撮的蛊惑,把那一小撮镇了不就完了。 人民的宪法权利?狗屁,宪法那玩意是拿来装门面的,党大于法,这一点有疑问吗?

当然,上面的假设不会成立,因为要是我党领袖,根本不必和民主党派玩什么水门事件,给他们口饭吃就很该知足了。

有关SharePoint开发的书

一般来讲,基于SharePoint的应用开发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一点点.NET基础加上一点点SharePoint的概念,基本上就可以应付了。如果只是写个Demo随便玩玩,下载一份SDK就足够作参考了,那里面从How to到一些基本概念的介绍到Sample Code都有。但是如果准备将SharePoint定制与开发当成一门生意,或者至少是一个饭碗来做,那就有必要读一些系统的书籍了。

当有朋友或客户问我关于SharePoint开发的参考读物时,有两本书总是在我的推荐列表里,那就是《Inside Microsoft WSS 3.0》和《Inside MOSS 2007》。当然,SDK也总是在这个列表里,但我从来不将它看作是书,它只是一份必不可少的官方参考文档而已。就这两本书而言,《Inside WSS 3.0》还要更重要一些,因为它涵盖了SharePoint基础应用开发所需的所有的概念,这些基础概念包括SharePoint架构,页面定制,Web Part等等,是每一个SharePoint开发项目都会涉及的,也是每一个SharePoint开发者都应该知道的。而《Inside MOSS 2007》就只是针对MOSS的部分,例如MOSS Search,BDC,Forms Service以及Excel Service等等。这些部分基本上属于特定的topic,当项目涉及这些部分时再看也来得及。

《Inside WSS 3.0》最精彩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开篇的前2个章节,Getting Started和SharePoint Architecture。这两个章节包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包括Site Provisioning的原理,Site Collection和Site的概念,SharePoint与Asp.Net 2.0的集成等等,对于这些概念的解说,我认为这本书是我看到的SharePoint的书籍中,解释的是最清楚明白的。这些概念对于理解SharePoint的运作非常重要,即使对于不做开发工作的SharePoint管理人员,我认为了解这些概念也是必要的。